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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叫什幺名字?

   「千寻,千万不要忘记你的名字。     白龙,我知道你的名字了,你的名字是赈早见琥珀主。」                                                (宫崎骏,《神隐少女》)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神隐少女》里,主角千寻必须到神祇休憩的奢华汤屋,藉着劳动来救赎因贪食祠堂供品而变成待宰猪只的父母。 在成为汤屋劳役之际,千寻遭残暴且贪得无厌的汤屋店主汤婆婆改名,变成雇主容易记得的「千」—原来,汤婆婆的统治之道,便是摘去每位手下奴僕的名字;奴僕们一旦忘了自己的名字,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永远无法摆脱奴役于汤屋的命运。 《神隐少女》是一部谈论人如何摆脱金钱与权力的奴役,寻回真实面貌的作品。英文片名"SpiritedAway"—「被偷」—指涉了故事中一群被盗走灵魂,等待救赎的角色: ──千寻的父母无法分辨真实历史与虚构假相的差异,在作品中被比喻为「只顾腹肚,不识佛祖」的猪; ──无脸男是散尽千金却无法填补内心空虚的行尸走肉; ──原为河神的白龙因急切向统治者习得一步登天之术,而遭统治者以新语言、新名字为魔咒所控制,忘却自己的真实身份,痛苦地摆荡在「统治者打手」与「寻回自我」两种抉择之间。 《神隐少女》说的是人在晚近资本主义社会中扭曲异化的故事;用来隐喻二战后的台湾社会,何尝不準确生动得令人胸臆隐隐作痛? 日前,清大台文所陈万益教授在脸书上沈痛地写下:『台湾这块土地上不缺乏语言战争的伤痕与案例:粗话的偏见是其一。六0年代,柏杨就以「国骂」、「省骂」嘲讽粗话之分级;七0年代反对乡土文学者则指摘乡土小说就是主角名「阿~」,加上满口三字经----此等偏见,今日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因为政客的权斗加上恶质媒体的搧风点火,使语言暴力的迫害更形严重,语言的尊严与平等感更遭践踏。』 这句『七0年代反对乡土文学者则指摘乡土小说就是主角名「阿~」』,读来特别令人心酸。 语言是文化载体;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表达情感的方式,以及分辨远近亲疏人际关係的规则。这些表达方式和规则是任一文化潜在结构的核心元素,因此也是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的重点。 举例来说,台湾福佬族群称呼家族亲属「阿公阿嬷阿伯阿叔阿兄阿姐」,却不会称呼老师为「阿师」,这套潜规则就成了语言学家与人类学家理解该文化深层结构的切入点。 另一个了解文化的切入点,则是名字。举例来说,在一般日常家庭生活层次,外省家庭和本省家庭文化有一重大差异:外省家庭严格的讲究长幼有序,本省家庭则往往兄弟中最有能力照顾家人者,就是老大。这样的文化差异明显反映在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人际关係,也反映在长辈为孩子命名的习惯。 外省族群经常在孩子的小名,甚至学名中,把在家中的长幼排序镶嵌进去:李大同王小明,大毛二毛三毛,传统上都是外省家庭为孩子取的名字或小名。此外,叠字在传统上也是普通话语族偏爱的女性命名方式,或者孩子的小名,过去在福佬或客家族群则非常罕见。 然而这些透过命名方式展现的文化差异,在今天的台湾已经几乎完全不见了。「阿」传统上是福佬族群最熟悉的,用来表达亲近的助词:阿雄阿明阿美,是福佬人非常熟悉的名唤。但正如陈教授所提及,在乡土文学论战中,这个福佬族群用来表达亲近的语言特色,竟被直接将之等同于「低俗」。 在台湾,现在不分族群,哪一家不是用普通话语族习惯的叠字给小孩作暱称?从这种命名习惯的改变,就可以看出,在国民党强行数十年的国语政策之下,不同语言如何被强加了原本不存在,也不应存在的阶级品味偏见;而台湾本土文化受中国普通话霸权殖民得多幺彻底,多幺深入到个人身份和童年家族记忆最深处。 除了受到大中国文化殖民,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台湾人如今有一大半以自己选择的洋名示人,殊不知姓名本身就是文化认同的体现。每个人的名姓都传递了许多重要的文化讯息;特别是出了台湾在国际社会,外国人往往透过一个人的姓名来辨识此人的族裔、宗教、文化背景。基督╱犹太教世界如此,东方族裔亦然。 西方人的名字多半是立刻可以辨识出文化与宗教背景的:例如女性的Anne/Anna,Maria/Mary,男性的Patrick等等,是天主教名字;Sean是爱尔兰版的John,因此取这个名字一定是爱尔兰裔,例如美国奥斯卡影帝SeanPenn便有爱尔兰血统;Judith,Ruth,Miriam都是非常典型常见的犹太女性名等等。 一些宗教属性较为中性的名字,也可从不同的拼法来分辨出族裔。例如亚历山大Alexander在各个语族都有不同的拼法;同一个名字一看拼法不同就可以分辨出是哪个族裔。 而在华人移民社群里,非基督教华人的姓名,多半用各自的母语拼音。东南亚国家的华裔人士,很容易从其姓名判断出宗教和族群背景:基督教或非督教;某位林姓人士,从他的姓氏拼音方式—Lin,或者Lim,或Lam—可以辨认出他是普通话语族,或者福佬,或者粤语族群。 即使是香港、新马等前英国殖民地的华人,也并非每个人都取洋名。只有受西方教育,基督徒(多为中产阶级)才取基督教教名;非基督教华人则使用自己族语拼音的汉名。这在新加坡电影《我在公部门的日子》(JustFollowLaw)有相当生动写实的刻划。 台湾人不明究理地,随意使用不具任何法律效力的洋名,以为这样方便外国人沟通,殊不知这其实容易对外国人造成认知上的困扰,也降低个人的辨识度。  我不只一次目睹外国朋友问其他台湾人xxx洋名是怎幺来的?得到的答案却是「我自己取的」时,那种疑惑又带点不安的表情。 因为从外国人的角度来思考,这样一个剥去了文化意义,也并非在护照上使用,因而毫无任何法律效力的名字,其实只是个没有灵魂的符号,和玩具钞票一样,因为他完全无法透过这个名字来了解你最基本的身份:国家,族裔,宗教等等个人最基本的出身。 讽刺的是,这个使用假名行走天下的模式,似乎也跟着当代台湾人,从个人身份层次複製到国家主体的层次。 我们的国家,捨弃了原本最熟悉的「台湾」,而使用了殖民者的「中华民国」;在退出联合国之后,更为了进入国际社会,再取一个外国人无法辨识的「中华台北」。 无怪乎今年伦敦奥运开幕仪式中,主办单位在台湾运动员的「中华台北」国籍牌进场时,播放爱尔兰乐团摇滚天团U2的WheretheStreetsHaveNoName作为背景音乐,而各国媒体转播时,必须重新提醒:这个国家就是台湾,旧称福尔摩莎。 假名毕竟是统治者烙下的奴役印记,是个不带文化血肉的空壳。一个使用假名的国家,在外国人眼中,自是面目模糊,无异于无名大街。 而从许多台湾人使用假名却怡然自得的当代奇风异俗来看,也不难理解,为何许多台湾人丝毫不觉得国号怎幺改有什幺奇怪。一个人若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在乎,又怎会在意国家叫什幺名字呢? 而当你隐藏了自己的名字,也铲去了让外国人进一步认识你的通道时,又怎能责怪外国人不了解你,不在乎你的处境和命运? 《神隐少女》片尾,让白龙、爸妈、以及同样受统治者魔咒控制而变成猪的芸芸众生脱离奴役待宰命运的,是千寻对自己的本名、对童年往事、对父母面容的记忆,以及她不畏统治者恐吓挑衅,坚定自信地告诉统治者:「你豢养的猪群里,没有我的父母!」的勇气。 统治者以新语言、新名字布下魔咒,要我们忘记自己的名字,忘记回家的路,沦为无法区分历史与神话的猪,以便控制我们、屠宰我们;对统治者说出自己的名字,因而需要无比的清醒与勇气。 今天适逢郑南榕先生冥诞,仅以此文,纪念一位以大声说出自己和国家的名字─『我是郑南榕,我主张台湾独立』─来破解统治者魔咒的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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